由于冀南战略地位的重要性,日军的“扫荡”越来越残酷。从1941年春到1942年秋不到两年时间内,日军先后推行了5次“治安强化”运动,手段极为野蛮毒辣,除制造大量“无人区”外,还建立伪政权,组织大量特务活动,破坏抗日政权。
被打得丢盔弃甲的日本兵
这就是日军的“铁壁合围”。在残酷的斗争中,宋任穷领导下的八路军和地方党政干部英勇奋战,付出了沉重的牺牲。仅在1942年到1943年两年间,冀南区便牺牲旅、分区、地委、专署级干部20余人,团级干部和地方县级干部50余人。
作为冀南区党政军一把手的宋任穷,同样做出了巨大牺牲。他的二女儿出生后,因无法带着她,宋任穷便把她托给了当地的一家老百姓。更不幸的是,三女儿宋适荒放在另一位百姓家里,因又饿又病,接回来没几天就死了。
冀南抗战,面临极为严峻的形势。在这种情况下,宋任穷号召冀南区“党员、军人与冀南千百万群众共存亡”,不管敌人如何猖獗,不管灾情如何严重,决不离开冀南区。
同时他们实行精兵简政,两年内进行了6次精简整编,整个军区只保留11名干部,有的县只留县长、秘书2人。部队减发口粮,严格限定吃饭人数。节衣缩食,和百姓共渡难关。
宋任穷一边领导部队打击敌人保护群众,一面同冀南人民一道开展抗灾救灾,协助群众堵口筑堤,疏河道、开水渠,帮助群众打了一万多眼井。
5个主力团后来调出冀南,同时一批干部抽调去了太行山区和延安,留下的干部叫作“咬牙干部”。除了战斗的压力更大了外,他们还要生产自救。宋任穷本人也拉犁种地。当时没有牲口,他和王任重等8个人拉一个犁,每天种三亩地。
1938年3月,时任一二九师政训处副主任的宋任穷抵达冀南。冀南,西临平汉铁路,东接津浦铁路,北靠沧州至石家庄公路,是南北交通要冲,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。
擅长打山地游击战的八路军,在平原地区面对拥有铁路、公路机动权的敌人,能否开展游击战?能否建立根据地?开赴冀南平原之前,宋任穷已得到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的指点:平原没有山,要造人山。
“人山”就是当地人民群众。面对残忍的日军,冀南民众抗日情绪极高。乡村老太太都在祷告八路军打胜仗,老百姓还用面粉做成日本鬼子模样,放到锅里煮,希望他们不得好死。
通过反“扫荡”战斗的实践,宋任穷感到日军的汽车、坦克、骑兵等快速部队在平原上具有极大的优势,此外冀南地区除各县城都筑有城墙外,不少较大的村镇都有围寨,如被日军占领,八路军在无重火器的情况下,很难攻克。
针对这一点,冀南地区开展了挖道沟,拆城墙、围寨,改造平原地形的大规模群众运动。15岁以上、50岁以下的村民都参加了。这些亲身体会到改造平原地形重要性的百姓,积极性很高,夜以继日地工作。所有通行的大车路,一律挖成沟。对沟的深度、宽度都有具体规定,以通过大车为标准。每隔一段,还挖一错车宽沟。
仅道沟一项,冀南全区就挖了5万公里,使日军的汽车、坦克、骑兵难以行进,而根据地军民的转移却有了很好的掩护,对于反“扫荡”斗争起了巨大的作用。
交通被破坏得太厉害,日军不得不以步兵“扫荡”为主。但是,敌人一出动,当地群众就积极报告消息,拆墙破路,空舍清野,八路军如鱼得水,日本侵略者则处处被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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